父亲和母亲都生于1939年，但不是青梅竹马也不门当户对，父亲和母亲是包办婚姻。
父亲是私塾毕业后上的西安商业专科学校（现在的财经大学）。当了半辈子会计，应该算是知识分子。母亲却没读过一天书，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睁眼瞎。
父母的结合基于两个方面：一是住得不远，说是两个县，其实就隔一条沟，本乡田地；二是盘啦起来（陕北方言：拉扯）有点亲戚关系，知根打底。
历史没有细究，据母亲说她当时提了一个条件：结婚后爷爷家要供她读两年书。父亲是怎么同意的这门亲事却从没听他说起。
母亲提的这个条件，成了她以后吵架的第一个导火索，因为到现在她依然不识一个字。后来吵架的范围逐渐扩大，几乎每天都要吵。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在县城工作，是干部，回家很少。母亲在家里务农，拉扯三个孩子。母亲说，父亲听起来是干部，除了每年能捎一些碳回来，别的什么活也指不上，农活全落在了她身上。这点我赞同，那个年月，干部拿的是同样的社会工资，工资少，没有任何特权。而村里实行的是工分制，不管你家有多少劳力，是男是女，按工分分粮。母亲基本一大早就得出工，回来就是夜幕降临了，还要给孩子们做饭，洗锅喂猪。诉苦就成了她和父亲吵架的另一个根源。
父亲每次回家的喜悦基本从吃完第一顿饭就结束了。继而是父亲和母亲漫长的吵架。
母亲先是诉苦，继而成了兴师问罪，父亲开始有些颤抖，最后开始吵架，有时还有一场战争。等到父亲要搭顺车回城了，往往是我们几个孩子哭着目送父亲上车，呆呆地看着那卡车走过后留下长长的灰尘
妹妹的到来是个意外，母亲拉扯三个孩子已经够苦了，添一个拖累母亲的情绪更坏了。
母亲发泄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我们身上，我当时还小，看到哥哥哭泣但不明白母亲在骂谁，为什么骂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家里的氛围经常是在泪水中度过。虽然这样，比起同村孩子，我们当时的吃穿还是要好很多。这与母亲的勤劳吃苦是密不可分的。
我小时候很调皮，以至于加入不了少先队员。父亲就将我领到县城上学，只有假期才回家。后来听哥哥说那几年村里实行包产到户，家里除了种地还要喂几个大牲口，更苦了。
大约在我上高中时，父亲终于在县城盖了房，把母亲接到了城里。然而，他们的争吵并未因此终止。母亲没能适应城里的生活，吵架俨然已成了一种习惯。而我们放学后也增加了一个任务：常常要到处寻找赌气出走的母亲。
然而这却成了我考上大学的动力。农村的苦和家庭的氛围让我有一种迫切离开的愿望。而在那个年代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考上大学，远走高飞。
我虽然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但初中混了两年，以至到了高二还不知道英文有多少个字母。意识到自己如果走不出去会继续生活在这个家里时，我简直疯了。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，我晚上12点前就没睡过觉，早晨在刚能看见字的时候就起床恶背英语，以至高考后竟成了那时县城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！
大学毕业，同样缘由选择独自去另一个地方。放弃分配的工作独自到山东闯荡，后来又到了银川。回家也就是过年过节。
我在宁夏外贸工作的那几年，父亲正好也在银川工作。母亲偶尔来银川，大部分是带妹妹来看病的。他们见面就吵的习惯依然如故。
2000年我下海到了西安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段时间不见，突然有了想念他们的感觉。
记得是2010年的春节，我接他们到西安过年。那是唯一一次不见他们吵架的一段时间。只是我感到他们特别不自在，一有空就说要出去转，而且坚决不要我陪，口径是惊人的一致！晚上回来问他们去哪儿了，父亲眉飞色舞地讲了他母校的现状，而从母亲脸上遗留的泪痕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吵架了！
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坚决要求坐公共汽车。送他们上车的那一刻，我分明看到他们放松了许多。只是估计一路上他们少不了吵架！
疫情三年，在2023年的第一个月，全国突然宣布放开。全家几乎同时都阳了（得了新冠病毒）。妻子陪孩子在国外，我在西安烧到40度，哥哥一家也病得很重，已经84岁的父母也阳了。但那时是真正的静默了，没人能照顾得到他们。他们发烧了5天，呼吸困难、浑身疼痛、没食欲、下不了床，是自己挣扎着到医院的。到医院检查时他们两个都已是白肺，据护士讲，来时他们是最重的，上呼吸机才能呼吸，当时家里已做好最坏的打算。银川最早转阴的姐姐是第一时间赶到老家的。听姐姐说他们的症状很重，随时有危险。但只要脱下呼吸机他俩就开始吵架，护士也很无奈。不想，几天后，恢复最好的竟然是他俩！等我回去时，他俩已康复回家，状况甚好！护士感慨地说：难道吵架能释放病毒？！
今年春节，我和他们一起过年。他们吵架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每次我还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他俩就已经吵上了。然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和他们说话时他们反应迟钝，而到他俩相互抓话把子时反应竟然可以精确到秒！吵架开始，他们的记忆力简直惊人，母亲把从过门（结婚）的每件事可以讲的如昨日重现，而且批判是一针见血！根本不像两个耄耋老人！
过完年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：下次过年，也和他们吵上一架！